第四十章 关楼谁会登临意，古城幽思定怀邦(下)（2/2）

《汉书·货殖传》说：“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官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别，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史记·货殖列传》直接就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大规模的竞争俨然矣。

不但如此，除了井田破坏，那些名山大泽本为公有，也逐渐给私人占去。于是农民益苦，营畜牧、树艺等却大富。大地主、大商人、擅山泽之力的，都是富者阶级，于是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乌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善丹穴之利，“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而穷人则“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厌糟糠”，“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相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而受生计所迫，奔走求食的情形，则：“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史记·货殖列传》）将社会之形形色色，一切归于经济。因为这个经济无序了，就是说没有计划性，人人争利而行违法之事，不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造成社会治安混乱，黎民惶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一言以蔽之：逐利使然。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大概经历了170万年，直到大禹家国天下，夏朝建立（即进入奴隶社会，公元前21世纪前后）才告消亡；奴隶社会自夏朝建立至秦皇嬴政统一中国（即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宣告奴隶社会灭亡，这期间经历了夏商周（含春秋战国）三朝五个时期，共约1900年；而封建社会自公元前221年至八国联军1900年进入中国，即名存实亡，期间共经历了秦汉魏晋十六国隋唐五代十国及宋元明清十数个主要朝代，历经2100余年左右。每个朝代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不过400余年，最短的不过几十年。可见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比之奴隶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容易暴露和加剧，当然这也与民众的觉醒程度有关。只有公有制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持相对的平等和贫富相近。虽然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是公有制得以实行的一个原因，但人君为公，黎民为公，财产公有，才是原始社会得以存在长久的根源所在。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危机呢，这就需要国家有一个强大的运转机构，计划经济占绝对的主导。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做不到这一步，那么危机的出现就是必然。

所以，土地公有，抑制吞并，天下为公成为首要的一环。有人说，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从一个侧面说明，私有制的强大。它的强大在于他无限放大了人的私欲，当人的欲望只有私利之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沦为唯金钱论，什么道德，什么伦理，什么操守，什么正义，统统被摒弃于九霄之外。

谢瑍所处的社会，还没有后世那样的传统道德沦丧殆尽，一切只向钱看那么严酷，魏晋风骨尚在，这是他的优势所在。谢瑍相信，经过循序渐进地耳濡目染，特别是教育的普及，寒门士子的比例会上升，豪门世家独霸朝政的情形会逐步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新的豪门代替旧的豪门，必须摒除新豪门的滋生土壤，所以监督监察部门就显得异常重要。

对于赋诗填词，这种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类于闲情逸致、附庸风雅或者愤世嫉俗。严格地说，这是中华汉字特有的。古往今来的诗词，多有慷慨奔放之作，那是一种豪情的宣泄，读之让人向上、激动、奋发。谢瑍想的很多，他希望通过文化，首先激励和唤醒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略有些知识，又有上进之心，却报国无门的。当然，对于豪门之优秀人才也不拒绝，关键是一个公平。

而说到公平，就不得不说《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意思是，我（孔丘）听说，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担心贫穷，而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做到这样了，以前那些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文德（仁义礼乐等）招徕他们；已经来了的，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

这里因为历史的局限，孔子说的是国（诸侯）家（大夫）的分配问题。其实完全可以推而广之到全社会，不患寡，寡为少；不患贫，贫为乏。分的少可以，切莫不均；资财贫乏不要紧，但社会要安定。当代的社会也是如此，贫富差距太大，就有人生仇富之心，有劫掠之意，以身试法，社会就会失去安定，就会分崩离析。那些抢劫者，杀人者，拐卖儿童者，都是为利益驱动，生不劳而获之心所为。

为何如此呢？除了贫富两极分化（不均）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于教化，道德沦丧。这在后世是一切向钱看造成的，在古代，特别是隋唐以前，广殖货物和不重名节乃同义词，为世人所不齿。士农工商，商居最后，可见其地位。那个时候的士族也好，平民也罢，风骨尚在。譬如嵇康不畏权贵，刑前谈笑自若，惟叹广陵散失传；陶潜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千古相闻，其实那个时候，听到朝廷招募入仕就躲避逃走的很多，像陶渊明干了一段时间才感觉不好，都落下风了。哪里像现在，挤破了头的去考公务员。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公务员有利可图（政府官员就更不必说了），也就是有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得之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抱负有才之人，要么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要么著书立说以言天下。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也。最难者立德，“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恪守道德规范，偱乎自然之道；其次立功，跻身官场，且“拯厄除难，功济于时”，为国家民族和黎民做有益之事；再次立言，“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

当然，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旨俱在追求某种“身后不朽”之名。这种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这也是民族传承不衰的根由。决不能将此种名和争名夺利的名混为一谈。如国人能有此一名，何如今之举国昏昏焉？

谢瑍的思绪如脱缰之野马，自古至今乃至后世种种，纷至沓来，不由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果然任重而道远啊。

这正是：大雪封幽州，深思作良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