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良种国情（2/2）

50户农奴平均有3头以上的牛，另外每户还有马1匹。作为农奴能有如此数量的牲畜，可见其富力是相对充裕的。有人认为。封建欧洲使用的畜力，即使把有些小农缺牛情况估计在内，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同时在农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便是水利灌溉体系。宋代以后，中国的大型水利灌溉体系基本不再出现，唯一一次是元朝时期对于大运河的重新开凿。也仅仅是为政治上面服务的。此后的中国水利生产，更加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和战国时代，甚至汉唐鼎盛时期，已经是大大的下降了。反观欧洲的水利灌溉体系，在古罗马时代的灌溉体系完全被中世纪战乱破坏以后，11世纪。这样的灌溉体系又重新开始。其代表作便是法国的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流灌溉体系，德国的莱茵河灌溉体系和意大利的波河灌溉体系。值得一提的是，13和14世纪。在德国最流行的一种水磨作坊，正是十字军东征期间，德*队从中东所带来的。中国宋代以后水利建设缺乏创新意识，从某些方面是中国水利建设基本完善的产物，但也看出更新方面的缺乏。

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虽然高估了汉朝的农业生产，但看出了中国农业工具更新上的不足。

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导致了欧洲生产力的提高，同样也以法国为例。从11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中叶，法国人口大约增长了3倍。11世纪后法国农业生产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在农业产量上，9世纪时安那贝王室地产上种子与收获量之比，小麦为1∶1.8，大麦为1∶1.6，黑麦为1∶1，而到11—13世纪，不少地区种子与收获量之比已达1∶4，1∶5或1∶6。 13—14世纪农业产量有了新的增长。

在巴黎以北平原上，小麦种子与产量之比达1∶8，在冉纳维里埃，谷物为1∶8—9，燕麦为1∶10。南方稍低，在朗基多克，小麦仅1∶4—5，普罗旺斯一些地区，一般为1∶3—4。就全国总体看，种子与产量之比在1∶2—10之间。虽然此后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的流行，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但很快恢复。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欧洲的农奴制度也趋向于瓦解，城市自治运动是前兆。比如在法兰西岛等先进地区，到13世纪末和14世纪，领主制已不再占主要地位。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后，英国和法国在14和15世纪分别发生了农奴大起义，进一步的加快了欧洲农奴制的瓦解。改变了原有的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造就了农业以外的剩余人口，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欧洲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罗马旧城、封建贵族城堡、大教堂、修道院外以及山隘路口、港湾要津附近出现了新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被称为“市”，市的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活动。1007年的一个文献首次将市的居民称作市民。一些旧城也恢复了活力。

城市的普遍复兴发生在11—13世纪。这些城市和墨洛温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是整个欧洲工商业的中心。而且发展迅速，比如1000年左右克吕尼修道院外建立的新市。到12世纪已发展到2000多居民。

欧洲的城市和中东，以及中国的城市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没有宋朝时期的开封，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那样的喧嚣和繁荣。也没有这些城市的规模，甚至好的街道也是用小石子简单的铺了一铺，人口不足500，比较大的也只有2000人。但却是整个欧洲矛盾最为集中的场所。在欧洲的城市中，往往都描写着整个欧洲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欧洲的城市之所以斗争激烈，主要是建立的目的和中国，即以中东的城市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在他们建立城市的目的。

很显然。中国和中东一带的城市，其城市的建立目的便是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导，宋朝以前，中国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带。而明朝时期，中国的东南地区城市增加速度非常得快，而其中的目的，不言自明。

相反，西欧的城市则是以经济为主导，其前身通常是农贸集市。而鉴于地理的优势，发展成早期的城市。由于，其建立的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从而造就了东方和西方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也发生很大的不同。

简单点来说。中国和中东是城市管理农村，而西欧则是农村管理城市。一般来说，中国和中东一带的城市，其建立的目的除了驻扎士兵之外，就是对所管辖的地区，也就是农村地带的管理。这就是所谓中国和中东城市的行政中心的作用。

西方的作用则相反，起先，欧洲的城市是建立在土地贵族的土地之上。因此。城市的管辖权属于西欧一带的土地贵族所有。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的恶劣的，比如，公元10世纪。卡佩家族上台之初，其掌握的领土不足1000公里，也就是它所属的“法兰西岛一带”，而大部分地区均由各地的封建土地贵族所拥有。因此，城市的管辖权则是处在了农村一带的土地贵族手中。也造成了西欧和中东，以及中国不同的城市、农村管理模式。

一般来说，欧洲的城市斗争分成了三个阶段，城市居民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以及城市内部城市贵族和工商业者，以及无产者和工商业者的斗争。而之中，第一种斗争是在城市建立之初便开始的。

由于大部分城市就是建立在土地贵族的领土之上的，于是僧、俗封建主就象对待自己的庄园和农奴那样对待城市及其居民，享有复杂的领主权。领主权大致包括有权征发劳役和军役、征收实物或货币，对产品实行专卖，有权派官治理并享有司法审判权，甚至有权将城市转让、瓜分和传代，任意处理。

所以，也开始了著名的“城市独立运动”。市民为了反抗土地贵族，成立起“城市公社”。比如，11世纪，伦巴底的城市掀起城市公社运动，反对僧俗封建主的统治。米兰市民发动起义，赶走大主教和封建主的军队，成立城市公社，选举新的市政官。

13世纪，科隆市民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大主教的统治，最终成为自由城市。11、12世纪，法国的城市公社运动高涨。1077年，康布雷城首先成立公社。琅城的公社运动十分典型。琅城是著名的毛纺织生产中心，曾经用金钱从主教手里买得成立公社的权利。

主教把钱用光以后又来勒索，扬言不给就取消公社。市民忍无可忍，决定武装起义，活捉主教。经过反复斗争，1128年琅城终于恢复公社的权利，但避免使用公社一词，称“和平机构。”英国的城市，如伦敦，通常是每年向国王缴纳一笔款项，购买财政和司法等自治权利，但没有成立公社。

而这场发生在11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打击的关键是各地割据一方的土地贵族，对于占据在统治者顶层的国王来说，这样的打击本身也有利于自己的中央集权。也就是从城市独立运动的开始之初，国王和城市商人之间，就有着若隐若现的合作关系。在西欧，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密切程度从城市自治运动便开始了。

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欧要比中东和中国对于商业的重视程度要高的关键原因。曾经在一本美国人所写的《世界通史》中是这样评价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这个长相难看的国王对贵族和农民漠不关心，而唯一关心的则是中产阶层。”而这种中产阶层则是指欧洲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由此可见，欧洲君主们对于商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