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侵略者，永远都是阴险而毒辣的（1/2）

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每一项重大军事、政治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 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政治活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撕掉了一切伪善的外衣，以**裸的侵略行径和侵略理论来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另一条战线则是隐秘的间谍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辅以金钱收买、色相拉拢、武力胁迫等一系列阴谋手段和各种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进行情报刺探、监视、暗杀及收买汉奸、扶植傀儡等活动。在这阴险的“第二战线”上，充满了欺骗、伪善和阴谋，充分暴露出了侵略者凶恶、残忍、卑鄙的本质。这条战线在日本的整个侵略扩张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第二战线”的开拓，也就不会有日军侵略扩张史上的种种“显赫战绩”。

罪恶历史

日本对华间谍特务活动主要包括窃取机密情报，监视中方重要人物，镇压和破坏中国的抗日力量，物色扶持傀儡汉奸并从事策反离间、分裂活动。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就派遣大批浪人（非军职人员）间谍深入中国内地刺探军情政情。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又派出军国主义右翼团体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头山满等特务，打着支持革命的旗号接近孙中山、黄兴等人，执行日本侵华间谍任务。民国建立后，日本当局企图以拉拢中国统治者，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的手段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曾先后派高级间谍川岛浪速拉拢清皇族肃亲王善耆，策划成立“满**立国”，派著名间谍青木宣纯等人控制袁世凯，企图通过“21条”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后，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日本不断变换手法，间谍活动也越做越细，越做越深入。直至抗战爆发后，建立起了一个遍布中国的庞大间谍网。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特务机关，从事搜集情报、培植汉奸、制造事端、挑动冲突等阴谋破坏活动。其中，罪恶昭著的有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其特务头目从青木宣纯开始，继而由坂西利八郎接替，最后则是土肥原贤二领衔。青木机关建立在清朝末年，坂西机关活跃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土肥原机关则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30年代中粉墨登场，他们被称为一脉相承的三代特务机关。

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和坂西二人，则知之不多。青木生于1859年，187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参谋本部，同年秋，被派往广州。中日甲午战争后，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03年任武官。从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坂西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曾参加了1894年中日战争。因其对中国问题有较多研究，于1902年5月作为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青木的辅佐官，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坂西是青木最得意的继承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因率领特别工作班潜入我国东北，进行谍报活动，故其在北京的工作便由坂西接替，从此他建立起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后来一些重要的侵华分子如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等人，均出自其门下。在日本侵华谍报史上，坂西被称为“第二颗巨星”。至于土肥原，后面将专门介绍。

间谍机构

一、1、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其各设一、二两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其中特设中国科，足见日本之险恶。二部中还设有谋略科，包括派遣间谍、收买奸细特务、造谣煽动、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绑架暗杀、策动政变、制造分裂、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等。历任中国科科长的先后有本庄繁、板垣征四郎、酒井隆、影佐祯昭，这四人在中国都犯有滔天罪行。本庄繁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板垣则长于阴谋，“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成立，都出自其罪恶之手；酒井隆炮制了进一步扩大对我国侵略的《何梅协定》；而影佐祯昭则是典型的间谍人物，汪伪政权的建立，他是“功不可抹”，事后出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2、外务省（外交情报机关）。在其亚洲局里设有中国科，负责处理有关中国的外交策略，负责处理香港、澳门的政务，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调研。3、内阁情报局（综合情报机关）。4、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兼搞情报活动的机关）。

二、1938年7月，日本帝国政府为了策反国民党大员成立伪中央政府，同时专门作为负责处理对华重大谋略（政治、经济方面，不包括直接作战），特意设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外交三个部门联合的间谍谋略机关。它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土肥原具体负责而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各部门所派的负责人为：陆军参谋本部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军令部为津田枝中将；外务省为坂西利八郎外务省顾问（预备役中将）。它在成立后，立即着手工作，相继建立了一批有针对性的特务机关，如“梅机关”，设在上海，1938年10月成立。该机构全权负责处理与汪精卫有关的全部事务，由多方人员组成。因该机构设在虹口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堂”的三层楼房里，故称“梅机关”。影佐祯昭为机关长，有成员30多人。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竹机关，设在汉口，机关长为柴山兼四郎。主要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兰机关，设在上海，机关长为和知鹰二中将。主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对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黄率部投敌。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主要对北洋军阀时期的人物唐绍仪、靳云鹏等进行策反活动。大迫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大迫通贞少将。也是以对吴佩孚进行策反为主。此外，日本在中国各省、市甚至到县一级所常设的特务情报间谍机关，由于数量相当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主要罪行

侵华日军的间谍特务，以其狡诈多变和诡秘的处事手腕，活跃于中国政坛。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他们的魔影。其在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不胜枚举，这里只列其中颇具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三次。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多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它是日本实施侵华阴谋活动的“杰作”。1929年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此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结为一帮，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活动，于1931年春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他们选择柳条湖作为爆炸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大营较近，便于诬陷是中**队所为，也有利于攻击。由此可见，板垣用心险恶毒辣。随后他们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有关计划，同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阐明对满洲实行打击的决心。8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发出了准备挑起武装冲突的信号。在此前后，突然发生了由日本人策划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舆论，制造紧张气氛，终于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关东军采取“先行备案”的策略，于9月14日致电参谋本部，申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暗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当9月18日参谋本部派员到达奉天时，就在这天夜里，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了。入夜，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七八名部下，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的铁轨接头两侧。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铁轨被炸。与此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历史上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