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谢子明入城问佛事，鸠摩罗闻道动汉思(2)（2/2）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当时有两个比丘，是兄弟俩，出生婆罗门，到了世尊（即佛）那里，施礼以后坐在一边，对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名，不同家世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毁坏了佛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道：你们这些傻瓜，这是在毁损佛经，用梵文表达佛语，那佛经就完了（杂糅）。就应该用各国方言诵习佛经。而在《五分律》卷二十六中明确告诉来求教的比丘：“不听以佛语作外书语，犯者偷兰遮（重罪、大罪的意思）。”直接把梵文当做外书语，可见佛自己对梵文的抵触是多么大。而后世竟以梵文记录的佛典研究佛法，说是缘木求鱼还是轻的。

从最初的译经开始，到学习消化传播，再到创宗，直到自立，这是中国佛教的真实历程。东汉至十六国时期（即现在谢瑍所处时期）应为我国佛学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译经和消化传播。这段时期, 佛教徒的贡献, 主要就是翻译经典, 其次才是阐发义理。南北朝以后,即从此时再过百十年，才步入创宗和自立阶段，至中唐先后形成了九大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教、禅宗、净土教。从此佛教与道家、儒家一样，正式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释迦牟尼为何要求徒子徒孙们用各地方言传教呢？这就是释迦牟尼的聪明之处。方言代表着世俗，代表着走向底层和大众，而底层大众都是过得不怎么如意的升斗小民，只有他们才最容易接受佛的教义。

所以有人说，真正的佛法在中国，因为中国有严格的纪年史，也有那个时候传下来的古汉语佛经。我当然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而且这样的说法也基本符合事实。但我也不得不说，汉语转译记载的佛经，肯定不是原汁原味的佛经，原因我已说过，因为它里边借用了太多中国古代原产的东西，譬如说老子之道家、譬如说孔子之儒家，再譬如说墨子、庄子等等。如：金刚经里的“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里借用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圣贤之谓就更不用说了，而佛经里经常见到的‘相’的概念，是起源于庄子的。所以流传于中国的佛教一开始就不是本来的模样。佛教因汉语而存续，也因汉语改变，这也许是佛的本意，唯有如此，才能借鉴和糅合，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发展，就这一点来说，佛是很有远见的。不然的话，佛教也许不会得到如此广泛的的传播，也不会发展的的如此系统。不信你们看不管是印度还是尼泊尔，都没有原本纯粹的佛教义了，而中国却留下来各个时期的佛典，而且这些佛典不只来自印度。

总之，无论什么宗教，只要是教义，都或多或少地有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说：“作为人的创作结果的宗教，虽然有它所特有的诚恳的热情，当其创立之时，就已经不会是不带欺骗性和不歪曲历史事实的。”这也许才是辩论时常会有“佛说不可说”的主要原因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懵懂于禅宗的机锋之时，也不得不佩服佛教僧人的“转葫芦”功之强大，而内心涌起的却是深深的无奈和慨叹。

而中国古代自产的教实在不多，被称作教的差不多都不会久存，因为当权者不允许。中国能长存的不是教，也不是国，而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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