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八章 愿望（2/2）

他三十一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主持纂修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位高望重”的学者。

阅微草堂笔记是作者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三年陆续写成的。

阅微草堂笔记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

他从六朝志怪小说朴素的记事观念出发，否定聊斋志异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说：“小说既述见闻，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蝶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闻见之”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纪昀语

可见这实际是反对聊斋志异在传统的志怪小说中，用“描写委曲”的笔墨，广泛反映现实生活，而要求它回到古代笔记小说的水平上去。

从这种保守的文学观念出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努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而多所议论，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意味。

至于内容的话就更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聊斋志异是通过志怪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作者孤愤阅微草堂笔记记述见闻，却是要“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

所谓“风教”，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道德教条，所谓“劝惩”，也就是鞭策人们遵守“风教”。

所以全书或者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或者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充满腐朽反动的内容。

并且阅微草堂笔记的成就主要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

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

嘉庆以后到清末，陆续有文言笔记小说出现，如管世灏影谈，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印雪轩随笔，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

它们或模仿聊斋志异，或模仿阅微草堂笔记，或兼受两书的影响，其内容则越来越芜杂，有的志怪渐稀，而流为烟花粉黛的记述。

有的主于劝惩，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有的则纯为搜奇猎异的游戏消遣之作，文言小说遂渐趋没落。

此外还有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

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时期，家道就开始衰微了，但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到了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霍无度，被族人看作败家子。

三十三岁迁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

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漠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

当然，吴敬梓早年也热中科举，曾考取秀才。

还有程廷祚也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恭的传人。

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从而厌弃功名富贵，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

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

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

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

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

在他四十岁时，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最后一点财产，也就是全椒老屋。

最后，吴敬梓是怀着愤世嫉心情创作的儒林外史，这部书也大约完成于他五十岁以前。

同时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

五十四岁时，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作品还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的话，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

因此文土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

而吴敬梓是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于是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

并且需要说明，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只不过为了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就足以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部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下、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并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

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象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兔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