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四章（2/2）

《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亦分上中下三卷。

主要写刘邦做皇帝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残杀。

刘邦对韩信存有戒心，韩信杀楚臣钟离末献汉王，反而被夺了军权，改封淮阴侯。

番兵入寇，陈豨奉命御敌，与韩信密约，到边地举反旗。

刘邦恐慌，决定亲征，并嘱咐吕后用计诱斩韩信。

刘邦死后，诸吕作乱，群臣不服。

最后樊哙的儿子樊元亲率诸军攻入宫中，杀诸吕，包括其母吕胥，迎薄姬所生的北大王入宫即位，就是汉文帝。

此话本大致于史有据。明甄伟《西汉演义》八四节至一零一节是依据此书上卷、中卷内容进行改写的。

《三国志平话》亦分上中下三卷，这是《全相平话五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还有《宣和遗事》，记载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历史，总结宋人失国的历史原因。

其中对后来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梁山泊故事。

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现存于《永乐大典》，记叙薛仁贵随唐太宗征辽，英勇善战，屡建奇功。

可以说讲史话本对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从思想上说，“讲史”以儒家思想为主调，渗入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

2、从题材上看，“讲史”以历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素材，在史书基础上，适当吸收民间传说、故事。

3、“讲史”的体制，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章回体的特点，“讲史”的全知叙事方式也为历史演义小说继承。

4、从语言上，“讲史”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历史演义小说也袭用此种语体。

而关于古代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歧见与界定的话。

可能大家要问，究竟什么是历史演义，它与历史的关系如何，是否允许艺术虚构，虚构到何种程度，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

一是正史派，他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应忠实于史实，只是把历史通俗化。

像是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演义要“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修髯子提出要“羽翼信史而不违”，到了清代蔡元放则更为彻底，他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

“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要忠实于历史，那么历史演义与历史有何区别呢，为什么要创作历史演义呢？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1、可以把历史通俗化。陈继儒给历史演义下的定义是:“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

2、“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就是正史叙述比较概括简要，通俗演义使之更详细、更丰富，对正史起演绎补充作用。

3、把历史条理化。因为史书记载的史实比较分散、杂乱，历史演义则“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

4、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在文字上增添润色，增加它的生动性、可读性。

这一派主张基本上混淆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把历史演义看作正史的普及本，忽视了小说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的审美特征，给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带来不良影响。

另一派是创作派，他们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待历史演义小说。

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特性。

明代文学家谢肇浙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谢肇浙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眼艺术的审美意象，只要“情景造极”，达到审美要求就可以了，“不必问其有无”。

谢肇浙在这里是泛论文学作品与史传的区别，而不是专指历史演义小说。

像是明崇祯年间的文学家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

“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袁于令这段话，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明确地区分了历史著作和历史演义小说。

“正史”是“传信”，要“贵真”，而历史演义是“传奇”，要“贵幻”。

这里的“幻”包括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夸张、想象等。

袁于令在指出艺术虚构重要性时，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艺术虚构是否有限度。

如何区别历史小说和其它小说，清康熙年间，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金丰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演义小说如何掌握虚实之间的界限问题。

他认为重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性格应该“实”，故事则可以“虚”。虚实相生，就会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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