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下）（2/2）

这还得了？！

以臣子之身议立皇帝乃至佐政拥朝，中国历史上，这样干过的家伙也算不少，可掰手指数数，都怎么样？

汉大将军霍光，立了汉昭帝，结果昭帝天天对他“芒刺在背”，一直忍到他过了世，终于忍不下去，把他一家子都诛了；汉相梁冀，为了立新帝连原来的皇帝都毒死了，可到最后新主子还是不领情，杀的整个梁家差点就此玩完；南朝宋帝荒淫，傅亮谢晦几个家伙一气就干了，结果刘义隆上了台就反脸，杀的杀，贬的贬，是一个也没留下，…基本可以这么说，除了常常被这些家伙挂在嘴边的“行太甲之事”的伊尹之外，没谁那家子能带着个好下场走人。

或者就是另一种类型：董卓废汉少帝，立陈留，之后差点没把汉室给灭了；司马懿把曹髦当小孩子一样换换，换到最后到底换了他儿子上来当皇帝；萧鸾废齐帝，废了三个月后嫌不过瘾，干脆自己当上皇帝…总得来说，皇帝者，私器也，那能让臣子作主？那是什么？

岂不闻太白有语乎：“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所以，汉文帝对这批老臣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和深入骨髓的，这批老臣对皇帝的担忧和畏惧也是出之有因和日夜浇积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几千年诸侯纷争和帝制文化累积流变的必然，是任何一个新朝代建立后都一定会上演一遍的剧目，决非几次示忠和几次示恩就能消弭的。

所以，汉文帝的清退这批老臣乃是一种必然，培养重用自己的班底也是一种必然，而贾谊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迎合了这种必然，这，是大环境，是贾谊复用的外因。

（再顺便说一下，注意一下前头对贾谊早期政见的概括，当中有这么一句：“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就是说，贾谊之前早就出过这个点子了，只是那时没执行下去。）

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因，是贾谊自身的原因。

贾谊，他正如自己早年作品《劝学》中提出的一样，始终笃记“时难得而易失也”的道理，虽经起落，但研学之心、忧国之情，却终不有损。

又有人问了，您慢着，您刚才不是还说的吗，贾生过汩水时那态度可不大健康啊，对组织的安排极不满意，都搞到破口大骂了，整一个“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典型啊！

这个，发牢骚不等于不读书不作事吧？

刚才已经有作过分析，长沙三年，对贾谊整体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一次再塑造，帮助他更广泛的吸收了一些他过去因高视阔步而看不清楚或看不入眼的东西，帮助他从微观入手，具体的考察研究了一级政府的运作细节和规律，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的，对一个风光人士都不容易，对一个败北者，一个随便怎样堕落和放纵都会得到同情认可的败北者就更不容易。

……但，贾谊他作到了。

贾谊在长沙前后四年，在此期间的文字，太史公仅仅提到了?赋，但综合其他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下来，新书当中《阶级》、《铸钱》、《铜布》诸篇一定是成于这一时期，而《藩伤》、《藩强》诸篇，虽然被认定为二次入朝期间所作，但也必定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成稿。

《阶级》一篇，日期最好确定，汉书中虽然将之合入一疏，但配合同一时期的史事，它显然是作于汉文四年前后。

前面有说到，绛灌诸臣虽然发挥影响力，成功挤走贾谊，但纵观汉史，这也已是他们最后的舞蹈，之后，随着汉文的威严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察颜观色者开始犹豫，并最终决定尝试着将这些高大威严的群像推倒。而其中最为特出的绛侯周勃，当然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众矢之的，就国之后，很快又被系回，投狱，苦遭侵辱，以至于他竟然说出了“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样的话。

从文字上来看，这似乎只是误会，在搞清楚之后，汉文便很快“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将周勃释出，就国。不过，当然，这样说话，就和说秦桧杀岳飞与赵构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的可笑。

既然是皇帝的决定，当然没人会不知趣到出来开解，毕竟，虽在秦汉，太史公的风骨也是极为少见的。

最后帮助周勃脱狱的，是薄太后，但在此之外，却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摔碎眼镜的名字,上书为他纾困。

贾谊。

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我听说啊，帽子再差，也不会踩在脚下，大人物有了过错，可以免了他，可以赶走他，甚至可以杀了他，但不能羞辱他啊！

当然，你如果用最恶的恶意来揣摩的话，这个上书，倒也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比如，他是想唆使皇帝，直接给周勃一个痛快……不过，我相信，会这样想的，千里无一。

应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贵族意识，一种发自内心的傲慢，“你可以杀了我，但不可以羞辱我”，听起来似乎是很有人气的对白，但想想《包青天》，其中就有过一个家伙，面对摆出来的虎头铡，不屑的摆着手，称自己该用龙头铡，而当看到包拯冷笑着换出狗头铡时，他那绝望的呼叫，更给我以极深的印象。

“包黑子，你，你欺人太甚啊！“

……性质相近的事情，因为主体的不同，就会给人以庄严与荒诞这样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我而言，当然并不赞成贾谊这样的理由，但他可以上书为自己的政敌开解纾困，却是一种真正高尚的举动，至少，我很难相信，一个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再严谨奉礼的男人，会作出这样高贵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贾谊诸疏当中，这倒是的少有几次立刻得到执行的之一，文、景年间，列侯虽罪，不系狱，直到汉武中期，才又重新开始请这些贵人去坐牢，当然，那些罪侯倒不见到因为这就感激贾谊，因为……基本上都是直接“赐自尽”了。）

《铸钱》、《铜布》诸篇，是针对铸钱的事。

汉初国家专铸铜钱，但到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就是让地方势力可以自行铸钱了，只要符合国家统一的标准就可以了。贾谊听说了这事之后，大为吃惊，连续上书，疾言不可。

应该说，贾谊看得很准，私铸之风一开，首先就是肥了境内有铜山的诸王，国力日强，不臣之心也就随之勃然（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个著名的得利者，就是我们的邓通同学，他仗着皇帝喜欢，自己在川中圈了几座铜山，开炉铸钱，那叫一个富的流油，不过他最后还是没得好死，家财尽没，冻饿馁亡，倒是肥了卓文君他爹等一批人，成长为自清寡妇之后的又一批川中巨富），同时也对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形成了重大的干扰，不过汉文应该说也有汉文的道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多的鉴别和监视手段，想严禁私铸也是不可能的，那还不如开禁让他们公开化，也算是藏富于民。不过，正如后世王船山的分析一样：“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汉文的这一政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伴随着整个两汉兴亡，始终未有完全消散。

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一是贾谊对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状态与可能的反应，显然比汉文以及朝中那一批参谋、智囊等等看的更加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皆可知”这几个字用得也并不算过分。二是贾谊虽然僻处江湖，却仍然心怀魏阙，一动一静之间，合乎节、切于机，换句话说，尽管有着当初那激烈无比的牢骚，他在行动上却没有放纵，更没有放弃。第三，贾谊早年及第一次入朝期间，所言多为礼法学术，对经济方面的议论，仅限于积粮劝农，以益国力，那本来就是法家抱了多少年的老原则，不算新鲜。涉及到活生生的经济议题，这可以算是第一次……而且一说就说在了点子上，那如果这还不能证明他在这几年间继续有刻苦用功的话，我就想不出该找什么证据了。

同一时期，贾谊还推导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为什么长沙王可以成为硕果仅存的异姓王。

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说白了，以其弱小，而得其生！

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辩证智慧光芒的论断，也隐隐渗透着老子祸福同门的味道，说出来之后，似乎很简单，每个人都会说这很好理解，没什么希奇，但在贾谊之前，却并没有其它人作出过这样的分析，甚至，我认为，就算是在汉初可称“天下一儒”、才华无双的贾谊，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长沙的卑湿，大概也不会恍然大悟着看透历史旋涡背后的真理。

可以说，正是因为贾谊的坚强与固执，因为他的不放弃，因为他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他才能够在那卑湿之地等待到回朝的机会，和迅速的再一次证明自己有足够能力承担公卿之位。

在我看来，二次回朝的贾谊，已经等到了机遇，也迎来了飞翔的天空，梁王的堕马以及贾谊的健康，那更多是一种意外，而非历史的必然，况且，那个意外，也只是斩断掉贾生在“当时”的道路，却阻止不了他通向“永世”的天阶。不要说他名垂千古的绝美文字是怎样被一代代的中国人记忆和诵读，不要说他那冷峻通达的政论是怎样被无数有心有志有身份的大人物拿起来研究、解读和阐发……只要看一看贾谊生前诸多疏文是怎样在他身后被一一贯彻执行，和那些未被接纳的进言最终又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便可知道他已成功。

汉以土德

削藩

明制度

列侯就国

去收孥污秽之罪

除诽谤妖言之罪

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分封诸王子弟

戒淮南

…………

贾谊，以三十三岁的人生来衡量，他一事无成，但以两汉四百年的时空来衡量，以至今两千年的时空来衡量，贾谊……他已成功。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零五年八月

订正于西元二零零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