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节 无耻地活着（1/2）

梦中被热浪冲醒，昏沉沉，全身无力，仿佛已睡了几个世纪。但这个世纪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陈天华这一醒来，唯一收获就是发现自己还活着。

他清楚记得上次清醒时，楼层已被突破，屋里最后一个能动的人也出门拼命去了。他动不了，只能躺着等死。他隔着湿透变沉的衣衫，触摸伤口，摸了一把血，却感觉不到疼痛，就好像那血是别人留下的一样。可以试试，他想。他试着站起来。对于大脑传输的指令，双脚隐隐还有些回馈，但身体很快失去重心，狠狠地磕到墙上。之所以知道“狠狠”，是因为他感觉到骨胳断裂的声音。他确定那是自己的骨胳，却不清楚是哪一部份。

再来一次，他对自己说。

至于站起来、动起来究竟有何意义，他根本没有考虑。

四周很安静，像空气凝固了一样。带着这种惶恐，他努力地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终于走了出来，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接着，他看到更让他惊讶的一幕：

陈诚，那个最后离他而去，去与敌人拼命的人，现在就坐在半空中。

陈诚光着脑袋，光着膀子，两手空空，一双深陷在脑壳里的眼睛，正对着四面见光的墙壁——那里已经没有墙壁，只是一些断裂的钢筋和破碎的砖块，依稀可见曾经的墙的影子。早晨永远不醒的阳光，缓缓爬过不知其名的人类躯干和不知所属何人的步枪。

“陈副连长？”

没反应。

“陈诚！陈副连长！”

“小点声......耳朵疼。一动起来就疼。”陈诚看着那面“墙”，脖子直梗梗的，好像被什么夹住，动弹不得。

陈天华明明看到陈诚在说话，却听不到声音。他忽然意识到，世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安静的仅仅只是耳朵。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陈天华大声问。

虽然很大声，陈天华很确定耳朵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而楼下的枪声和炮声像专门等待这一问似的，呼拉拉冲击耳膜，又顺着各条神经，电流一般瞬间传导全身。神经骤然苏醒带来的剧痛将陈天华击倒在地。

陈天华痛得叫起来。

陈诚也跟着叫起来。

两人像赛嗓门似地，一个叫得比一个凶。

“够了！够了！够了！”陈诚反来复去叫得都是这句话。而陈天华则是把所有从脑海里掠过的词汇，“爸爸”、“妈妈”、“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以及“去年买了个表”等等，都喊过一遍。

阿兰朵没了，红蜘蛛没了。

即使是用成吨子弹喂起来的精锐战士，也敌不过双联装25mm高射炮的第二次集火扫射。正如陈诚此前所说，福泰楼不会有援军。但最后一名红蜘蛛在贝塔少校的belleville550st钢头军靴踩到脸上之前，用十一局花莲工作队的“免检”频道，向cb师炮兵指挥所喊出记忆中只有黑白电影才有的那句台词：

“d311杠5至8，拦阻射击——向我开炮！”

“免检”频道的呼叫不需要检证，更容不得迟疑。炮指调度员甚至连呼叫单位番号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就将报位参数“一键转换”为射击诸元，直接下达到驻守三营九连防区的高炮单位。

大口径牵引式地炮射击是个复杂繁琐的过程，从指令下达、瞄准、装填、微调到最后击发，每一项字面上的步骤都需要将多个“工作秒”分割为多乘多个动作，由至少8人协调衔接操作，相比之下，双25高炮要简单得多。炮长口令下达，分管高低机、方向机的两名炮手手腕一扭，将炮口对准福泰楼5层，最后踩下脚踏式击发机，压在40发弹箱弹链上的25mm曳光爆破*便倾泄而出。连串的炮弹逐层扫射，用不了一分钟，5层至8层之间任何一种标号的水泥和任何一种军衔与资历的士兵都统统变成了工业垃圾。破败得不再破的福泰楼，如今只剩下侥幸生存的两人——陈天华少校和陈诚中尉。

两位幸存者坐在外焦内乱四面光的福泰楼上叫得昏天暗地，全然不顾仍在撕杀、仍在哭嚎的地面。

浓烟雨雾中徘徊的米-171武装直升机仍在徘徊，天空与大地之间穿梭尖叫的大口径榴炮弹仍在尖叫，无休无止的人造黑暗中骤起骤灭的枪焰仍在继续着每一个人都不会再重播的自己的战争电影......

大约两分钟以前，绕东昂直用03式步枪点射，亲手毙掉了一名敢死队员。

他长得什么样、姓甚名谁、重征入伍以前在地方做什么工作等等，都不重要。两分钟以前，他是一名敢死队员，现在连逃兵都不是，只是死者。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央军委颁布的实施条例、总政治部下达的有关规定里，没有一项条款明确授基层指挥员当场处决逃兵的权力。但在绕东昂直前面继续向前爬的人们，包括带“必死组”打头阵的三排长和在敢死队中排压阵的连指导员，没有一个回头多看一眼。

活着的人前进便好，死了的人，也就死了。

作为敢死队员之一的连长绕东昂直拖着泥泞里长长的脚印，很快消失在高达二米的壕沟的东坡。负责弹药输送和重伤员接传的二排长从西坡滑下壕沟，默默整理此次战斗中的第七具尸体。

二排长从死者身上取出弹药、干粮和水，递给正准备向前输送物资的弹药员。接着拿起步枪，拆下某个易以分解且极为关键的部件，分两个方向远远扔掉。最后，二排长扒开死者的上衣，掏出总装备部某研究所专为人体上书写而设计的笔，在死者胸前，身份铭牌绳条拉直后刚好触到的地方，写上足以让团政治处干事们看清的几个字：

“8日6时19分冲锋阵亡。”

此时一颗流弹飞来，将二排长收笔提枪、准备走人的动作定格在壕沟里。

听到声音，弹药员回看一眼。

弹药员将弹药包搁在东坡上，滑了回来。他将二排长此次做过的步骤重复了一遍，用排长的笔在排长染红的胸前写道：

“8日6时24分冲锋阵亡。”

之后收起笔，以更为谨慎的动作，从另一个方向慢慢爬回东坡，抱起弹药包。

6时39分，雨还在下，由机关勤杂人员和轻伤员组成的团担架队摸到这里，将两条倒在一起的尸体放到同一付担架里，抬走。

闷热难堪的pb师步兵战车里，汗如雨下的cb师副参谋长肖杨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像车舱里的空调突然复活一样地，令人振奋。

“九连都成功打到外线了，你能不省那几升汽油吗！”肖杨冲车长舱大声咆哮。

车长完全听不到。

乘员舱里胸挂自动步枪、怀揣大威力手枪的士兵也听不到。

唯有移动式特护病床里昏睡的师长，那个名叫吴品的男人，那个曾经让cia多名高官在退休前一天锒铛入狱的一级红叶勋章获得者，此时微微抬起眼皮，似乎在笑。他可能已经听到米-171直升机低空而过的呼啸，听到死神之手无奈退缩的叹息。他笑了，真的在笑。尽管在这笑容背后，已有很多条生命为此溘然而逝。

“你所做的能挽救很多生命，亦有很多生命因你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