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饥饿中的升学梦（1/2）

在1959年下半年，到我们读小学六年级时，我们学校新来了两个代课教师。这两个老师都是当年龙门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高考落榜，被安排到我们学校代课。学校把这两个文凭最高，但无教学经验的老师安排到我们班上。吴志鹏老师教我们的算术课兼班主任，熊光明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

他俩一来，就改变了过去我们班死气沉沉的样子，顿时课堂活跃了起来。

班主任吴老师也不再像辜老师那样板着脸孔教训人，整天乐呵呵的。学校分派的劳动任务，大家抢着干，次次受表扬。上他的算术课时，他老爱用比喻。比如说讲分数，他说，你妈有一个梨子要分给你们两姊妹吃，一人就得二分之一，我们把切梨子的刀用一条线来表示，我们规定它叫分数线，分数线上写1来表示苹果的数字，分数线下写2来表示你们两姊妹。每人得到半边梨子，写出来就是1／2，读作二分之一。同样，你们有三姊妹，一人就得三分之一。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而且，也会写会记。同学们都喜欢回答他的问题，争着到黑板上去做题，哪怕是做不起也非常高兴，因为吴老师会帮助你分析错误原因，绝不讽刺挖苦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做题了。

语文老师熊光明上课时，总爱给我们讲故事，尤其是在讲成语时，就讲一个成语故事。成语好记，意思也懂了，用起来就容易了。那时，正是全国推广拼音的时期。他把拼音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拼读窝（wo）时，大都爱说猪窝窝。

虽然这年是最困难，肚子饿得最惨的一年，但有这两个老师和我们一起，我们也过得很快乐。

这年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天旱，红苕地里爬满了虫，红苕叶被虫吃光了，挖出的虫茧比红苕都多。大人们就在山坡上拾些柴火，把虫茧放到火里烧，烧熟后就狼吞虎咽地吃。

水稻减产，交国家公粮都不够。公共食堂就只得以瓜菜为主食，一点菜和着红苕煮的汤，也只能由炊事员掌勺分给各家。记得最清楚的是食堂管理员吴有木天天念叨的，每人每天定量红薯5两4钱8。5两4钱8，刻骨铭心，至今难忘。但那5两4钱8红薯，却是我们的命根子，那时如果没有它，我们都会饿死。

到了公元1960年的栽秧季节，正是我们准备考初中的日子（那时一个班平均能有一两个人能考上初中，不是现在这样人人能读初中的），我们的妇女大队长又来关注我了，她亲点我和邹远安哥放下书包去栽秧。

到这时我才知道她想报仇雪狠，不仅是因为我奶奶咒骂过她，她是想利用载秧做借口，让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考不上初中，我们家的人就永远没有超过她家的机会。俗话说朋友望朋友好，弟兄望弟兄穷。真可谓君子报仇十年，看来她不是一般小人。

我们班我是学习委员，邹远安哥是班长，等于班委会解散。我那时个子矮小，拿不动秧盆，我们的现场总指挥刘会计就安排大力士吕法公帮我拿秧盆，等于给我配了一个助手。

直到有一天中午快吃饭时，我晕倒在田里，吕助理把我背到田坎上为止，一共战斗了15天。好心的刘会计叫我下午回去上课，但还是叫我在栽秧组吃午饭，因为栽秧组吃的是贵族伙食——豌豆稀饭。我受宠若惊，至今都还忘不了我们的刘会计。

似乎刘会计很喜欢我，因为在栽秧比赛时，我恰遇到没有水的田边。口令发出到比赛结束，我的脚就在那里与旱田搏斗，并没有栽多少株秧子。可公布结果时，却是我和邹远安哥两人获胜，当晚领到奖金五角钱。我俩第二天到区上比赛却无功而返，但也领到了参赛费四角五分钱。我有了这笔钱，当时不知道有多高兴。我在大队代销店买了一根帆布皮带，还剩下几角钱，我给了母亲买针线用。

我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紧张复习应考的课堂，比邹远安哥早了整10天。插秧的农活忙完后，公共食堂的红薯吃完了，小麦豌豆还没成熟，就吃红苕叶、老莲花白叶。许多人出现水肿，就住到大队临时医院。医生给他们吃一些油枯和点米熬的粥，不几天水肿就好了，可出院后几天又肿了。后来大队也没办法管了，因为水肿病人太多了。

公共食堂也停业了，叫自家想办发开伙。于是人们又找回自己交上去的锅盆碗钵，找不到的就用烂瓦罐做锅，找些老菜叶、野菜、树皮之类煮熟吃。记得邹远安哥的爷爷因吃糠拉不出屎，叫他用手帮他爷爷抠。还有人满山遍野捉老鼠、蛇、癞蛤蟆、蝙蝠等凡能捉到的动物，放在火里烧熟就狼吞虎咽地吃下，甚至还有吃“观音土”的。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就开始饿死人了。开初，三天两头死一个，后来每天都有一个两个人去见阎王爷。那时偏偏我父亲又从炼钢厂回来了，他是我们家最先得水肿病的人。眼看着我家过去几年的干红苕藤、干菜叶都吃完了，我和四姐就拿着镰刀遍山遍野地挖野菜，找野红苕回来充饥。那时几颗胡豆、豌豆之类的就能解决一顿伙食。我那时爱做同样的梦——不是检到一颗碗豆，就是检到一颗绿豆，它门总是很大，有碗那么大，可当我笑醒时，什么都不见了，只听得肚子在呱呱叫。

学校也找不到学生读书，只得放假了。一天，队长邹如石叫大家到公共食堂开会，他说明天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大家要煮最好的东西端到食堂里吃，不准说公共食堂没开伙的事，谁出错谁负责。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父亲好像故意做的一样，端着一碗干红苕叶在食堂桌上慢慢的咀嚼。

一会，果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朝食堂走来，队长叫我父亲赶快进屋藏起来，可父亲就是不走。正说着时，干部模样的人就到了，于是父亲就接受了干部的采访。

干部说：“大爷，你吃的啥？”

父亲说：“吃的几年前喂牛用的干红薯藤。”

干部说：“能吃吗？”

父亲说：“就连这个都吃完了。”